原標題：書法對于中國人宛如性命

　　傅振余

　　《 人民日報海外版 》( 2017年03月30日 第 12 版)

　　書法對于中國人宛如性命，生死相隨。從晉代戰亂之時，王導倉惶過江也不忘把鐘繇的《宣示表》縫在衣帶之中，誓言“帖在人在，帖亡人亡”，到唐太宗指使蕭翼騙取《蘭亭序》真跡，臨終又立下遺囑，讓太子李治把《蘭亭》放入昭陵陪葬，再到黃炎培出借王羲之真跡給毛澤東，因過于貴重提前索要，被毛澤東評為“不夠朋友，夠英雄”的傳說，書法與中國人的關系可用8個字來形容：言志明心，血肉深情。

　　觀照中國文化的便捷方式，哲學家熊秉明認為：“書法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的核心”。應該說，中國的文字乃至書法藝術的特性，契合了中國文化的某種特質。從書法角度來觀照中國文化，是一個比較便捷的方式。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平和淡泊、溫柔敦厚的書風，既是出于初唐時期確立文化典范的政治需要，同時也是個人的喜好。上至歷代君王，下至普通百姓，書法都與之有著緊密的聯系?？梢哉f，書法是最能代表民族特質又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藝術。

　　老子崇尚的天人合一、陰陽辯證在書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。陰陽相生、剛柔相濟、虛實相間、計白當黑、“帶燥方潤，將濃遂枯”等，這些書法中常見的矛盾關系，體現了對立統一的辯證原理。另一方面，儒家崇尚溫良恭儉讓的道德規范，影響著書法的風格品評標準，“違而不犯，和而不同”“不激不勵而風規自遠”，體現出符合儒家標準的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形象。

　　實用文字的發展和作為藝術的書法的發展，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。實用文字的發展講求整齊簡潔、美觀規范，由繁至簡;藝術則追求變化和特點。所以，一種字體在出現初期至成熟之前，往往是藝術成就最高的時期。商周甲骨文已經是高度成熟的文字，至東漢末，書法的各種字體和風格樣式都達到完備的狀態，出現了一大批以書法名世而載入史冊的書家，也出現了一批書法理論專著。這些理論不僅影響著書法藝術的發展，也為繪畫以及其它藝術奠定了理論基礎。

　　文字書寫發展成為獨立的藝術，領先并影響著其它門類藝術的發展，使得中國藝術從形成到發展始終注重意象化表達。中國畫強調線條勾勒和書寫性，正是書法影響力的體現。中國人對書寫至始至終的情結、對書寫特征的迷戀，在其他民族是極為罕見的。

　　先哲許思園說：書法為最普遍最實用之藝術，中國人審美修養，實基于此，因而陶冶成世界上最能鑒賞形式美之民族。中國之篆隸行草山水花鳥畫幅，玉器與園庭布置，皆無上美妙。發揚民族文化，必經恢復此藝術境界始，而其根本則在書法。

　　表情達意的基本手段，半坡文化中，有作為裝飾性的陶文。很多陶文是線面的結合，也有一些是用線勾描出來的。線條的形態豐富多彩，本身已具備獨立的審美意義，與后世書法的一些特征相當接近。

　　書法藝術最重要的特征是“書寫性”，所謂“書寫性”是指作品中筆觸的運動感和連續性。中國書法就是把這種書寫性發揮到極致的藝術。這種書寫性在原始刻畫符號中(包括文字的雛形和原始圖畫等)已有所體現。巖畫中表現的動物、植物以及自然界的其它物象也是文字的雛形，后來演化為象形文字，如日月星辰、風雨雷電等。象形文字符號呈現的繪畫形態美，也體現出原始先民的審美意識。這種審美意識在人類發展早期是共同的特征，但在很多民族并沒有得以延續，只有在中國的書法中得到充分發展至高度成熟，又貫通于繪畫等其它藝術領域之中。

　　郭沫若說：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，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和裝飾化，是春秋時代末期開始的。這是文字向書法的發展達到了有意識的階段。

　　中國人具有詩的靈性，崇尚心靈自由的詩意人生。“書者抒也”(許慎《說文解字序》)，“書，心畫也”(揚雄)，“欲書先散懷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后書之”(蔡邕)……書法藝術這種直抒心意的表達方式，非常符合中國人直覺感知世界的方式。因此，書法能通透地表達中國人的詩性心靈，成為中國文人表情達意的基本手段。

　　王羲之書《蘭亭序》，記敘蘭亭山水之美和集會的歡樂之情，抒發了“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”的感慨;顏真卿書《祭侄稿》于親人罹難、“父陷子死，孤城圍逼”的情況之下，借其文其書表達對叛賊的痛恨和失去親人的悲憤，書文輝映，產生強烈的藝術感染力;蘇東坡于困頓之中書《黃州寒食詩》，“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燒濕葦”，寓憂患之意于點畫之間，將抑郁卻曠達之情傾瀉于筆端……歷代志士的家國情懷無不體現在書法之中。